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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来源::网络整理 | 作者:管理员 | 本文已影响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撰稿人叶芳为凤凰文化回顾了周有光的一生期望更多的人去阅读周有光先生的著作,因为那里可以发现的真知灼见远远多于人们的传说。

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周有光

高处不胜寒

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保持心灵睿智最为长久的学者,每年有更多的报道在他生日前后出现,就像一种习惯性反应,多半匆匆一掠,难以深入。因为他是“名人”,有很多光环,而且如此长寿,自然会吸引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唯有非常理性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异于常人之长寿,或如寂寞花开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就如周有光先生认可的学生、北大教授苏培成先生所说,与周有光先生同时代的人大多已经故去,与他曾经一起工作并且相互了解的人也越来越少。前几年还相谈甚欢、称得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多已体弱多病,出门不易,谁解个中寂寞?谁能真正理解周有光先生所思考和探求的一切?对于周老经历的大时代,出生于1949年以后的人,也只能通过想象还原周有光先生与他同一代人交流的胜景。

所幸,就在2013年,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同意将周有光先生在1996和1997年间口述录音带记下的文字用于出版,这本《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在周有光先生109岁生日前夕问世,使得再现周有光先生的百年人生有了比较可靠的资料。

有救国抱负,但保持政治上的疏离感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很早他就与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受到五四运动中科学和民主思潮的熏染。周有光先生自己说,17岁他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振兴中华已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为迫切的诉求。优秀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时代大潮所裹挟,一定程度上投身革命成为学生中的时尚。在圣约翰大学读了两年书的周有光虽然不是最冲动的学生,但也因五卅运动离开这所颇负盛名的学校,转入光华大学。到他晚年,回忆这段历史,常常在赞美圣约翰大学的教育体系的同时,非常理解圣约翰大学的外国教师为什么反对这些年轻气盛的大学生冲出校门:无论如何学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掌握更多知识。

但是,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周有光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同样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着。以至于大学毕业,已经有了待遇不错的工作,有了一点余钱养家糊口,且刚与张允和结婚,周有光就与新婚妻子东渡日本。日本著名的左派教授河上肇把《资本论》翻译成了日文,成为最早影响日本及中国留学生的学者,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周有光一心想要报考河上肇任教的京都大学。

在那个时代,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意味着更深入地参与了那段大历史,转向“左翼”也就意味着介入了一个更为广泛而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圈子。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看上去,他对各种党派的印象,远不如对身边的朋友所从事工作的正当性有更清楚的认识。他更像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同时从事着另一份非常专业的工作。

抗战时期,是周有光先生精神极为振奋,投入精力最多的几年。1937年周有光先生带着全家离开上海,经过长沙、成都,最后到达重庆。这一时期,他主要为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农本局工作,“因为跟日本人打仗,要有后方经济的支持”。抗战前夕,鉴于“复兴农村工作”和“加强农业金融发展”的需要而设立的农本局,在以重庆为大本营的抗战后方起到了流通农村资金、调整农产运销、支撑后方经济的巨大作用。按照周有光先生的描述,就是要尽快解决从东南沿海转移到重庆几十万人的吃穿问题。

后来周有光先生儿子周晓平回忆,说那个时期爸爸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很“神气”,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周晓平去他办公室也体会到了那种气氛,觉得他爸爸像一个镇定自若、意志坚定的指挥官,指挥着无形中的千军万马。

在重庆,周有光先生见证了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有一次周有光去打网球,赛后方知对方就是蒋经国。而蒋介石那时经常出现在重庆街头,有一次年幼的周晓平遇到蒋介石,模仿他看到过的镜头对蒋行军礼,蒋介石停下来摸摸周晓平的头夸奖了他几句。

那个时期周恩来很有影响力,在当时重庆的知识分子中声望很高,周有光先生是经常与周恩来见面人群中的一员。这些人不仅包括工商、银行业人士中的杰出人士如何濂、蔡承新等,也包括许多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仁人志士,如许涤新、徐特立、沙千里等等。显然,周有光是深受革命者影响的,他在感情上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支持在未来十多年里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革命运动。

但是,在行动上他却与许多革命者很不相同,他似乎始终关心的不是观念本身,而是一种更为实际层面的工作或研究。抗战期间,在长沙,他与徐特立见面,两人谈的很投机的话题是文字改革,他们都对拉丁化运动很感兴趣,而徐特立告诉周有光,他在延安已经开展这样的实验,但有阻力。他们同样关心如何更快地将文字教给大众,普及教育并开发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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